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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資:中國需要自己的政治風險咨詢公司

第一財經資訊2020-01-28 10:31:47


導讀:墨西哥財政和公共信貸部近日發布公告,宣布無限期擱置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羅高鐵項目。這對參與招標的多家中方企業來說,真的是“到手的鴨子徹底飛了”。由此也可以看出,隨著中國對外投資的持續增長,如何應對海外政治風險已經成為了一個必要的議題。


文/諸正


隨著中國對外投資的持續增長,如何應對海外政治風險已經成為了一個熱門話題。發展政治風險咨詢業,作為應對地緣政治風險的有效手段,在國內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本文將從市場需求、行業特點、中外對比以及主要困難等方面對發展政治風險咨詢行業之于中國的意義進行闡述,希望拋磚引玉,引起討論與重視。


對外投資的崛起


中國的海外投資近幾年來增長迅猛。根據商務部的最新數據,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1400億美元,較十年前增長約24倍。由于海外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仍然偏低,中國的對外投資在未來仍將快速增長。根據作者所在的美國榮鼎咨詢(Rhodium Group)的研究報告,到202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有可能達到1.5萬億美元。海外投資的增長同時也帶來了風險。首先,中企海外資產的安全性在利比亞、南蘇丹等政治不穩定國家容易受到當地政局的影響;其次,印度、印尼等新興市場國家雖然經濟增長較快,但存在的腐敗、市場準入等問題使很多外國投資者舉步維艱;而在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政治敵視也給中國的國有企業以及部分私企帶來了額外的困擾。


除了直接投資,隨著中國金融管制的逐步放開,中國資本還能以證券投資的形式從海外市場獲益。國內從事大宗商品以及外匯交易的金融機構已經意識到地緣政治風險對資產價格的巨大影響力,緊隨其后的將是中國的資產管理行業。雖然目前國內金融投資收益率較高,但從長期來看,風險分散以及中國相對經濟增速的下降還是為國內基金投資海外市場特別是其它新興國家提供了充分的商業動機。印度股市自大選以來超過30%的漲幅充分說明了政治因素對股票市場的巨大影響。因此,中企業務國際化離不開政治風險分析。


專業咨詢的必要性


目前,國內企業應對政治風險依然處于初級階段。擁有海外業務的大型國企雖然內部都有一個風險控制部,但其中只有很少的研究人員具體負責分析政治風險。以在31個國家和地區擁有業務的中石油為例,依靠一個小小的團隊來覆蓋所有地區顯然并不現實。于是,借助外部力量就成為了一個更實際的選項。相比國際同行,中國企業搜集政治風險信息更加依靠駐外使館以及國內政策性銀行的幫助。這種從官方到官方的信息采集過程首先難以保證研究報告的客觀性;其次,使館和銀行畢竟是非專業性的政治風險研究機構,因此它們研究過程的科學性就難以得到保障。據曾在美國進出口銀行政治風險部工作的作者同學介紹,這就是為什么其部門主要基于所訂閱的專業研究報告來做國家風險評級。針對政治風險管理,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也推出了一些相關的保險業務,但對分析腐敗成本、市場準入、地緣政治對金融市場的影響等幫助不大,而以上這些才是影響跨國公司日常業務的主要問題。


除了官方途徑以外,中國的一些民間智庫也開始做國別風險分析。最近幾個月以來,大力發展官方及非官方智庫已經成為了一個火熱的話題。且不說我國最終是否能夠培養出國際頂尖的智庫,寄希望于智庫來填補政治風險分析的空白也是不切實際的。以作者曾經工作過的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為例,其研究對象主要集中在國家層面。而一個企業更關心的是它在那個國家所投資的特定行業或者金融資產,以及國家風險對其投資項目會造成的具體影響,這就是為什么需要咨詢公司來為客戶制定出符合其需求的個性化產品。


西方咨詢公司的局限性


在政治風險咨詢領域,美國企業毫無疑問是全球范圍內的領先者。美國的政治風險咨詢公司主要分為四大類。最典型的是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和Stratfor這樣的研究機構,兩者都由政治學博士建立,依靠自己的分析師為客戶提供觀點和判斷。第二類是像Ergo一樣的智囊網絡公司,通過采訪相關領域的不同專家最終形成自己的研究報告。第三類是像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這樣由前美國政府高官所建立的戰略咨詢公司,依靠這些前外交官的國外關系網為客戶減小政治風險。第四類的代表是化險咨詢(Control Risks),提供包括政治風險、安全風險以及盡職調查等一站式服務的咨詢公司。


以上公司在吸引中國客戶方面基本上毫無進展,除了國內市場不成熟的原因以外,更重要的是水土不服。首先,我國現有的政治環境決定了政治風險咨詢行業的敏感性。由于其主要客戶是關心新興市場的歐美企業,歐亞集團等公司不可能不對中國的政治體制做出評價。這樣做的政治風險顯而易見。其次,國有企業對外國公司信任度低。中國政府要求國企停止與外來管理咨詢公司的合作顯示出外企在這塊市場的先天劣勢。而中國在政治不穩定國家的投資主要來源于國企。第三,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決定了中國的一部分海外投資不能只看單個項目的風險以及短期收益。從作者對以上咨詢公司的訪談來看,它們基于西方公司風險偏好的分析模型是否完全適用于中國企業特別是國企值得懷疑。第四,以上第二和第三類咨詢公司在第三國的人脈資源不一定對中國企業有用。所以,中國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風險咨詢公司,從我國自己的角度來分析問題。


困難及對策


和國內其它咨詢企業一樣,政治風險咨詢公司會遇到的最直接的問題就是缺少客戶。中國的市場經濟依然算不上成熟,國內企業還沒有像西方同行一樣養成經常借助于外界智囊的習慣。這在政治分析咨詢領域尤其突出,因為政治風險不能像經濟一樣高度數據模型化,以至于不少人認為政治風險分析的專業性不強,自己公司就能勝任。這樣的觀點在過去的美國也曾盛行。然而,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讓美國企業第一次意識到政治風險分析的困難性以及情景規劃的重要性;九十年代對沖基金的崛起讓地緣政治風險對金融資產價格的影響力進一步放大;新世紀以來新興市場所帶來的商機也讓美國企業不得不花更多的資源了解在發展中國家經商的政治風險。隨著中國企業成熟度以及國際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市場需求將會逐漸釋放出來。國家也應該重視和扶持這個行業,鼓勵國有企業借助外部咨詢最大程度地降低海外投資的政治風險。


除了中國企業自身的認知局限以外,國內研究報告質量的層次不齊也是造成企業選擇不購買咨詢服務的重要因素。高質量的研究報告出自高質量的研究人員之手。美國政治風險分析師基本上畢業于世界頂尖的國際關系學院,在一個甚至多個地區或者國家有過生活經驗,會說當地語言,同時對國際政治和經濟學有扎實的知識積累。反觀我國,小語種人才依然高度缺乏,掌握發展中國家當地語言并深入了解當地政經體系的人才更加稀缺。國內外語系重語言培訓輕政經學習,國關學院多理論知識缺實用課程,教師大搞戰略分析而忽視國別研究是造成以上問題的主要原因。相比于鼓勵小語種學習以及課程改革,用好現有人才能在短時間內出現成效。作者建議可以借鑒美國的模式,邀請國內退休外交官加入咨詢行業,并聘用優秀外籍留學生,同時吸引國際關系專業的中國留學生特別是有其它發展中國家經歷的回國發展。


結語


中國的海外投資仍在高速增長,建立我國自己的政治風險咨詢公司已經勢在必行。開闊一個新興的市場,既是風險,更是機遇。


作者簡介


諸正本科畢業于寧波諾丁漢大學,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取得國際事務碩士學位,現就職于美國榮鼎咨詢公司。諸正曾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和美洲對話等智庫工作,研究課題包括中國與歐美以及拉丁美洲的經貿關系。諸正游歷過28個國家,有志于幫助中國企業更好地了解海外政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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